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系统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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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刘某自2006年5月份至2010年11月份任某乡镇财政所长，2006年9月21日，刘某利用管理该镇银行存款和现金的职务便利，从其保管的单位公款中分三次共挪用20万元用于支付其个人购房款，此后一直未归还；2010年 5月30日，刘某利用管理该镇存款和现金的职务便利，从其保管的公款中取出4万元借给赵某某建个人住房使用。2010年9月份，该县审计局进行审计，并抽签选定几个乡镇进行重点审计，该镇被审计局抽中，刘某担心自己挪用公款的事实被审计局查出来，遂于同年9月14日将20万元归还到该镇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户上；于2010年9月16日将赵某某归还的4万元存到该镇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户上。后审计局审计相关账目发现了刘某挪用公款的相关问题，刘某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自首，交代了自己于2010年5月份挪用公款4万元借给赵某某建房，并于2010年9月16日归还的犯罪事实;在交代挪用20万买个人住房的犯罪事实时，刘某称自己于2006年9月21日挪用该笔公款，并且在9月21日当天就还上了，刘某被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在看守所进行例行讯问时，刘某承认自己并非当天就将20万元还上了，而是挪用之后就一直没有归还，直到审计局审计时，刘某才于2010年9月14将该笔公款归还。
争议点：刘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自首时交待的情况中，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能否构成自首？
观点一认为：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能构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2010年12月6日，刘某主动到该县检察院，如实供述“挪”、“用”20万元公款用于购买个人住房的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所挪用的20万元公款归还的犯罪事实。因此刘某2010年12月6日在该县检察院自首时所交代的挪用公款20万元并于当天归还的事实应该构成自首。
观点二认为：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构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该案中，刘某尽管属于自动投案，但是他并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而是避重就轻的交代，刘某在自首笔录中交代的是2006年9月21日挪用该20万元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就归还了，但实际情况是刘某挪用该款后一直没有归还，直到2010年9月该县审计局审计时才将该笔款项归还，刘某并未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因此其交代的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构成自首。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构成自首，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刑法相关法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刑法67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是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很明显，本案中刘某并未如实供述自己挪用公款20万元的犯罪事实，其在2010年12月6日到检察机关自首，交代的情况是其在2006年9月21日挪用公款20万元，并于当天还上了，但在其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在看守所交代的实际情况则是其于2006年9月21日挪用该笔款项，此后一直没有归还，直到2010年9月份才归还，很明显，刘某的行为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其挪用公款20万元不能构成自首。
其次，从刑法的立法本意上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挪用公款罪，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所有的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并对挪用公款的职务犯罪分子予以惩戒。刑法 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公款行为侵犯了国家、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本案来看，刘某于2006年9月21日挪用单位的公款20万元，直到2010年9月14日才归还，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刘某所在的单位都失去了对该笔款项的控制、使用、收益权，很明显，刘某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特征，完全构成挪用公款罪，尽管其在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自首并交代挪用该笔款项的事实，但是他交代的挪用该笔款项后当天即归还，很明显，刘某是担心自己因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构成挪用公款罪而故意在自首笔录中向检察机关说谎话，其根本目的在于逃避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刘某的行为属于自首不实、自首不尽，假如给其挪用的20万元认定为自首，就违背了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务中，很多职务犯罪分子也会纷纷效仿，在挪用公款被发现之后，尽管表面上自首，实际上却在归还时间上做文章，玩弄数字游戏，以逃避法律的惩处。
第三，从法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刘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其挪用公款20万元不符合自首的要件。主体上讲，刘某是该镇财政所长，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符合要求；从主观上讲，刘某有挪用单位公款的犯罪故意；客体上讲，刘某的行为侵犯了该镇对公款的所有权，也就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讲，刘某有挪用了单位的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的行为。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之后，在自首笔录中未如实交代自己归还该笔款项的时间，而刘某的挪用公款行为能否成罪，关键就在于挪用的时间长短，倘若挪用时间不满三个月，刘某的行为构不成挪用公款罪，很明显，在本案中，我们对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该从法理解释的角度做一种限制解释，即我们必须把其限制在符合刑法立法本意，不至于放纵犯罪的限度以内，倘若刘某在自首笔录中仅仅如实交代了自己挪用公款的数额却掩饰自己挪用的时间，我们仍然给其认定为自首，那么刘某就可以享受到“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待遇，实际上其某些犯罪事实被掩盖了，这样的做法最终会使法律惩治犯罪的效果大打折扣，应受到较重惩罚的职务犯罪分子却得到从轻处理。
综上，李某刘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自首时交待的情况中，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能构成自首。在司法实务中，类似的案子很多，只有从法条解释、刑法立法本意、学理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才能在办案过程中尽量做到不枉不纵，切实发挥法律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


（作者单位：济阳检察院）
传闻证据规则初探
彭晶 李楠
英美法系素以判例法著称，对待证据规则坚持程序优先主义。因此，从历史传统上其证据规则就具有十分雄厚的生存基础，大量的判例法实践和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我国却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典，证据法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当中。因此，我国并没有确立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细致完备的证据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式审判方式注重和强调在庭审中对证据审查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以法庭为举证、质证场，解决控辩双方的论争。这就要求贯彻相应的证据规则 ，特别是传闻证据规则。为此，笔者试就传闻证据规则的概念、发展及其在我国面临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传闻证据的涵义
传闻证据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传闻证据专指言词证据，是指证明人并非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而仅就他人在审判所作的陈述，代为他人向法庭提供的陈述。而广义的传闻证据还包括书面证据和非用语言具体表达的行为，即证明人就自己亲身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提交的陈述书和证人证明案件中特定事项所作出的没有通过语言具体表达的行为。
二、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发展
传闻证据规则最早确立于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在十六世纪以前，陪审团可以接受证人以外的人提供的证据。 在这一阶段，陪审员并不一定根据庭审中的证据来裁判案件。事实上，陪审员被挑选是因为他对案件有一定的了解。当陪审员的挑选程序发展到只有陪审员没有了解足以影响他裁判案件的事实，他才能被挑选的阶段，传闻证据规则才开始不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传闻证据被禁止进入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之中。至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下来。
在传闻证据规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许多例外情况，这在英美被称为“例外的规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这不仅会造成诉讼拖延，而且也势必妨碍查明事实真相，有违设立传闻证据的初衷。因此，英美国家又在成文法或者判例中规定了许多例外的情况，允许传闻证据进入诉讼之中，用来认定案件事实。
三、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面临的问题
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和质证原则的要求相统一，体现了现代控辩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证人直接出庭，发表言词证据。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对作为刑事诉讼核心的证据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而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应用最广泛的证据，在新的庭审方式中，更强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规定：1）证人提供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证言必须亲自到庭。2）证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和质证。3）证人证言必须同时符合前述两个条件，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官有权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通过这一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在立法上确立了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其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确立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1、我国的侦查人员不具有证人资格。
侦查人员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事诉讼主体的分类，侦查人员属于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的侦查官员、检察官员和裁判者。而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则属于刑事诉讼中通过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并协助其他诉讼主体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中的一种。 由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和证人虽同处于诉讼主体地位，但却扮演着不同的诉讼角色，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因而，侦查人员不可能是证人，证人也不可能由侦查人员同时承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就从立法上确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不可能具有证人资格。
传闻证据规则是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的要求下，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该对双方提出的证据予以质证并进行充分的辩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所制作的笔录如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等，如果公诉人要将这些笔录在法庭上出示，其目的就是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必须充当证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否则，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未经质证的笔录即属传闻证据，必须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如前所述，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上，侦查人员不得具有证人的资格，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接受交叉询问的做法也极少。这样，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与传闻证据规则要求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妨碍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传闻证据规则要求包括证人证言在内在全部证据都应当庭查证核实，尤其是证人出庭时对其证言要进行质证，以增加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抗辩性。而在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几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有：第一，证人惧怕打击报复，不敢出庭作证。证人作为案件的目击者或知情人，在法庭上作证指控时，往往与被告方发生直接对立和冲突，必然会“得罪”和触怒被告人及其亲属。在当前我国缺少证人遇害前的先期呵护，证人得不到实质性的安全保障。第二，在立法上，刑事诉讼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不履行该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在实践中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和依据。司法机关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因而对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可奈何。另外，司法机关本身也存在畏难心理怕麻烦，为加快办案进度，提高结案率，往往是能简化则简化，并不积极主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3、法律规定互相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多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要求证人作证必须出庭，而不得以传闻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一条文本来是要规定公诉人与辩护人为举证主体，但却同时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庭宣读。这就等于在立法上承认证人可以不出庭，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经过当庭宣读后即可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很显然与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相互矛盾。同时也为实践中法庭普遍采纳书面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传闻证据规则就无从适用。另外，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警察、检察官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因而，也不禁止其在庭审中以文书作为证据使用。这显然有违传闻证据规的要求。
四、立法建议
针对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在我国面临的困难也障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赋予侦查人员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资格，严格规定侦查人员制作提交法庭作证据使用的笔录时，除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必须出庭。侦查人员只有出庭，控辩双方才能通过交叉询问来发现事实真相。法官才能通过对侦查人员的询问和对其表情、心理反应等进行观察形成对证据的正确判断。
2、制订专门的证人安全保护法规，不断完善证人作证保障制度。该法规应包括以下内容：明确规定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规定证人出席法庭费用的支付办法及证人补偿标准；规定专门的国家机关对作证后有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处进行监护；法庭询问证人如果因为同被告人直接接触对证人构成严重不利影响时，法庭应采取屏蔽等保护措施；对被告人被关押或被害人释放的情况及时通知证人并根据情况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案件等特珠案件中，司法机关还应与有关单位一起为证人更换住处或工作单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