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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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1月21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7年9月20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11月21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西安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经营机动车辆清洗站、点，必须具备清洗场地，并须经市、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城市车辆清洗站运营证。取得运营证后，方可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三、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运输垃圾应当密闭、覆盖，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运送到市、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垃圾消纳场。”
四、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建筑渣土必须倾倒在市、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消纳场。倾倒建筑渣土的，应到所在区、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倾倒建筑渣土手续。运输建筑渣土的，应到市、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筑渣土准运证。”
五、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医疗、生物制品、屠宰等单位产生的废弃物及其它特种垃圾，由市、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统一收集、运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不得倾倒在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内或者垃圾消纳场。”
六、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瓜果皮核、烟头、纸屑、食品包装等废弃物，责令改正，并处五元罚款。”
七、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四项修改为：“在街道树坑、公厕、广告牌下等处乱堆乱倒垃圾、渣土、污水、粪便及其它污物的。”
八、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本条（一）、（二）、（七）、（九）项行为之一，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清理，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一）未经批准或未按批准的要求悬挂张贴标语、宣传品或设点宣传的；
（二）广告、画廊、牌匾、标语、霓虹灯、灯箱等破损、污浊或显示不全的；
（三）垃圾收集容器不密闭、乱摆乱放或摆摊设点影响环境卫生的；
（四）不履行清扫保洁责任，街道、公共厕所清扫保洁不符合要求的；
（五）公共厕所和其它环境卫生设施不按规定收费或擅自收费的；
（六）市政公用设施损坏不及时维修、更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
（七）临街建筑物的阳台、窗外、门前吊挂、堆放杂物、炉灶有碍市容或搭建、封闭阳台不符合规定的；
（八）不按规定时间、区域及要求清除积雪的、积冰的；
（九）停车场、点的环境卫生不符合规定的；
（十）运载砂石、泥土、垃圾、煤灰及其它散装货物和液体未密闭、覆盖的。”
九、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五项修改为：“未经批准开设清洗车辆站、点或者未按批准要求运营，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
十、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将运载的垃圾倾倒在非指定场所的，责令清运到指定场所，并按每立方米处一百元罚款；运载砂石、泥土、垃圾、煤灰及其它散装货物和液体沿途泄漏遗撒的，按每平方米处五元罚款；在城市道路上作业超过规定时限未清除渣土、污泥和垃
圾的，按每平方米处十元罚款。拒不清理、又不接受处罚的，可以留置其违法作业工具，待清理或接受处罚后发还。”
十一、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修改后分为二款：“区、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市市容环境卫生监察组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县、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实施五百元以下罚款。
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场作出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罚款，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
十二、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对公民罚款金额在二千元以上、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罚款金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十三、删去第五十二条。
十四、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市、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均改为：“阎良区、临潼区及市属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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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
苗 勇
司法人员自己首先必须守法，应当是守法的模范。这个道理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熟知并非真知”，不少司法人员并未深刻、全面理解其内涵，他们的守法观念是十分片面 的。他们仅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角度来理解守法观念，认为在公务活动之外，应当遵纪守法。如果说与普通老百姓有区别的话，也只是要求更严更高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司法本身，就有一个守法问题，片面地认为，司法就是执法，这里只有严格执法与否的问题，而没有守法与否的问题。很显然，一个司法人员这样理解守法观念，是远为不够的。我们一再讲，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从本质意义上说，严格执法就是要求在办案中，严格遵守实体法、程序法，这就是个守法问题，而且就司法人员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守法内容。因此我们说，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更要紧的，还必须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诚哉是言也！
一些司法人员的片面守法观念，无不是与他们的法治意识不强分不开的。他们总以为，法是“对付”老百姓的，是治理社会的，而不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约束。例如，他们总以为，刑法是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是镇压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实，这种思想是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何谓法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①“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②“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③就部门法而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的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刑法不仅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④作者大量引用中外学者的观点，无外乎在于着重说明法治的根本在吏治。对照之下，我们有一些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与当代法治观念，差距何其远矣。
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为什么会不强呢？这里既有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专制思想的影响，又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忽视法制建设的结果，还与现在不少司法人员法律素养较差是分不开的。
首先，专制的法律思想并未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早在我国夏商时期形成的神权论就认为“法应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法律是对被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和镇压工具”，这种法律思想“一直顽固地盘距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影响和决定着古代法制的基本面貌。”例如，在《尚书·酒诰》中规定，为了防止人民聚集“闹事”，凡群聚饮酒者一律判处死刑。⑤刑法赤裸裸地表明着自己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又如，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法经》，把锋芒主要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谓盗，即危害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所谓“贼”，即危害封建统治和人身安全的行为。把《盗》、《贼》两篇放在诸篇之首，表明镇压盗贼，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⑥可见，在古代中国，无论从法律思想还是司法实践，都是把法看作是治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再加上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曲折磨难，专制的法律思想，就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散发着臭气，必然会影响着人们，当然也包括司法人员。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深刻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⑦当我们看到一些司法人员自以为是地拿着法律恐吓老百姓时，我们不就闻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用法驭民的臭味了吗？！
其次，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推行人治，现代法治意识根本无从产生。建国以后，由于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一再犯“左”倾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常发动群众搞运动，以致在反右斗争后形成了“以党代法”的局面。195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在会后由中共中共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给予纠正。这个报告公开、正式提出了以党代法的问题。⑧到了“文革”十年，法律被彻底践踏了。“革命派”停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踢开政府闹革命，建立了非法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合法的政权机关；砸烂公检法。由于没有法制的保障，公民权利遭到严重侵害。上至国家主席、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被批斗挨整，失去任何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被抄家、非法囚禁，甚至被毒打致死。据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包括受牵连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⑨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冤案。当刘少奇被红卫兵迫害时，这位泱泱大国堂堂的国家主席，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的神圣尊严的，召来的则是更多的吼叫、侮辱，最后竟被折磨而死。⑩至尊至严的宪法没有了，法治还能存在吗？张春桥赤裸裸地说过：“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⑾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带来惨重的损失；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愚昧的年代给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戕害。如果说，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就进行重点转移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的国力将强大得多；那么，我们在建国后就注重法制建设，公民的法治意识将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性的。但残酷的历史，使人感到痛心，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再次，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素质较差。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应当是自发的，而应该是自觉的。这种自觉的法律意识，不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也不是靠一般号召能取得的，而是要经过一番刻苦学习的。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具有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科学法理学、部门法学及科学政治学知识的司法人员，要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段的理论，但无产阶级本身不能自发产生这一科学理论，而要靠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样，法治意识，也不是社会主义司法人员能自发产生的，而是有一个系统受教育的培养过程。关于过一点，西方司法人才的培养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日本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是不能直接进入检察官行列的，欲成为一名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两万多人报考，而仅有五百余名被录取，录取率仅百分之二。而后再进入司法研修所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业：前四个月主要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同时在教官的指导下，各自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志愿择定自己研修的专业；待专业确定后，便到各级法院、检察厅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十六个月的司法实习。其中到法院实习八个月，到检察厅实习四个月，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四个月；余下四个月，则是回到司法研修所进行实习总结和参加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检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员法治意识是很强的。⑿再来看我国司法人员，法理学博士卓泽渊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低的问题特别突出。执法人员本应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大打折扣。仅是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担忧。许多执法人员仅仅是初中毕业生，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尽管从事了执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提高。现有执法人员的来源，多为工作调入、军官转业和社会招干。不仅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法律知识也严重缺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能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执法道德、执法公正和执法良心的培养......如此下去,法治将难以实理。”⒀卓泽渊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司法人员通过各种培训，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是远为不够的。缺乏先进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的结果，认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这种判断不仅有上述依据，而且政界也如此认为。2000年3月14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审议高检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认为：“检察机关正在形成尊权的办案理念。”这则报导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检察机关尊权的办案理念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二是这种观点得到了高检院机关报的首肯。
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健全的守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严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谈·内部版》以“权威人士”抨击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该文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很严重。极少数害群之马，贪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损害了政法队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据对30个高级法院1至8月统计，地方各级法院清退各种多收费827万元，清理赞助费5867万元；177个领导班子在清理整顿中被调整；检查纠正了一批存在问题的案子，各级法院共自查、复查出属于实体性错误的14993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各级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报告中说：教育整顿中，全国各级检察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37人，现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认真开展组织整顿和人员清理，已清理出受过刑事追究、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其他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1644人，已依照《检察官法》予以辞退、调离、免除职务以及作离岗培训处理的1153人；已复查各类刑事案件495467件，发现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或该立不立、不该立却立案的，错误逮捕的，该起诉不起诉、该抗诉未抗诉的以及程序严重违法等错案和处理不当的案件1454件，现已纠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执法违法现象，仅是在教育整顿中暴露出来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观存在着。
从司法实践中看，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较为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特权思想尚有市场。以为执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法压人，以势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风，横行霸道。本文举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时许，有人冒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之子给该局总机打电话，说何士宽儿子在莲花池酒醉，让车去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报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电话者。经查，将仍在打电话的市大庆路汽车修配厂临时工徐小军当场抓获。徐承认自己以前给何士宽办公室和家中打过一次欺骗性电话，愿接受公安机关处罚。何士宽在没有查实依据的情况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轮番毒打和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后编造出是受该市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市第七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申丰棋“指使”。何亲自传唤了申丰棋。申被办案人员非法关押刑讯17天，被毒打致伤，送医院治疗无效死亡。刑讯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遗言全部翻供。期间，何听过于列海等人多次汇报；申妻被传唤拘禁6天；申内弟郭庆军被传唤拘禁11天；申邻居、市七中学生韦龙山被传唤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伤。⒁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在这些司法人员身上，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
二、生造证据，硬套法律。中华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即制定成文法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法学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活动也就是根据“事实”的“找法”的过程。“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⒂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成了谬误。某些司法人员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硬要处理某个人，明知法律难以对行为人行为进行调整，还是牵强附会，千方百计去搜罗“罪证”，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紧箍圈去套当事人。法律变成了这些人手中的灵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堪以为戒——对武威’92 11.8 错案的调查》一文，披露了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办案酿成错案的事实。一些公安人员为了侦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抢、值班员唐某某被杀案，竟不进行过细侦查，主观想象、大动干戈，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迫使无辜者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一致”供认，使前二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缓。幸亏后来真凶在广西桂林落网而真相大白。该文深刻指出:“‘11.8’错案暴露出的问题很典型性，值得认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该办成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少点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点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嫌疑对象）负责的观念；少一点主观臆断，多一点刑侦科学知识；少一点执法犯法，多一点依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只顾面子，互相迁就，多一些认真负责，互相制约，错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本来不构成犯罪，而硬是寻找刑律来惩罚之，也不为鲜见。据《法制日报》1998年1月15日第3版《无罪遭羁押，损失当赔偿》一文报导，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马某“一脚踢”承包了莱芜市钢城区企业集团汽车运输公司配件站。马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利用加价开发票和销货后不开发票，共得人民币67323.61元。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两次共发给本站六名职工每人7000元，个人所得25326元。当地检察机关以贪污罪立案侦查，对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1月1日，钢城区检察院又以同一事实以侵占罪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承包合同纠纷，撤销原判决，宣告马某无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将马某释放。本案虽然显属经济纠纷，但一些司法人员也要想方设法非用刑法来“整垮”马某不可。说重一点，法律在此时，简直成了玩偶。
三、重实体轻程序。这是一个司法界一致公认而又始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了。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一再出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守法观念片面。总以为只要在实体权利上不侵害当事人，得到正确处理，程序上的规则能执行则执行，不能照办的，就抛到脑后，无所谓。如果说，随着实体法的完善，司法人员保障人权的观念有所加强，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刑诉法作了重大修改。他们没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制约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例如我们常可听到有的办案人员说：“刑诉法给了我们很多侦查手段，是我们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话实在差矣。制定刑诉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使其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使职权。因为如果没有刑诉法的约束，我们惩治犯罪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吗，不是更有效率吗。刑诉法学者指出：“从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出发，诉讼手段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制。这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为防止诉讼主体背离既定程序而专断独行、恣意妄为，还将既定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视为不可逾越的界限。”⒃因此，程序法不仅仅是为了实体法而存在的，它有其独立的价值。由于一些司法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办案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在新闻媒体中时常可见。关于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下的数字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998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属于超审限、管辖不当等程序性问题的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⒄程序性错案占了绝大部分，不能不令人对司法人员轻程序的现状堪忧。无怪乎有的学者批评到：“轻程序法是中国历史的积弊，是中国现实的通病，是中国法治的障碍和大敌。”⒅司法人员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深刻反省，真正认识到：“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国最高法院原首席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语）。
四、法外行为。对公民而言，“凡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许可的”；而对司法人员来说，“凡未经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司法人员、党政领导出于“善良”的愿望，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目的，大量做些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变相的刑罚。如公捕大会（高检院早在1983年就予以反对，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捕”问题的意见》），将一些犯罪嫌疑人集中起来（不管是否过了刑事拘留的羁押期限），在众目睽睽下执行逮捕。又如公判大会，召集成千上万人，党政领导不是审判人员，却在台上唱主角，而审判长在一旁念刑事判决书。还有公开处理大会，将受刑事、治安处罚的人亮丑。有的甚至仍然在做游街示众的行为。这些极不文明的做法（既不利于教育被处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众情感的亵渎：警戒他们、不信任他们），哪部法规定了呢？还不是“用法治民”的专制思想在作祟。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就说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⒆种种法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违法现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载入国家大法之中，被党和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否则，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要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作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上把好关，即要把好进人关，疏通出口关。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绝对做不了医生。但没有法律知识的人，却可以做司法工作。这实在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谁都知道，医生没有医术，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会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但人们却不知道，司法人员乃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缺乏法律知识这一“医术”，也很难治好社会之“病”，甚至会危害社会。所以培根说：“一次枉法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是水源。”我们应当象重视医生这个职业一样，重视司法人员的遴选。我们再也不能把司法机关作为安排一些干部的就业途径。如果仍象过去那样，无论有否法律专业知识，只要是国家干部，都可以进司法机关，那么，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就不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官法》和《法官法》及时作了修改，提高了任检察官和法官的条件，尤其是对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实施统一司法考试。今后应当做到：尽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如何之好，凡是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一律不准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同时，对一些确实不符合条件，不适宜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坚决地调离司法机关。只有这样完善用人机制，才能为确保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供客观保障，才能使司法人员具有健全的守法观念。
二是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对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论及司法工作，进行定期考试、考核。经考试、考核不称职的，应当下岗培训。经培训不合格的，一律辞退。以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司法人员增强法治意识。作者在1999年1月2日《法制日报》第6版上看到一报导《法律考试不合格者，罢官——新泰市依法免除6名审判员职务》，讲的是山东省新泰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9月，对295名“一府两院”被任命人员进行法律考试，有6名审判员考试不合格，随后即被市人大常委会免除职务。作者对此举措，深以为然。对考试考核问题，现已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自2000年起每五年逐级对检察干警进行一次任职资格考试考核，合格者方能继续从事检察工作。检察官晋升、助理检察员拟任检察员，应当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的进行考核，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决定是否予以晋职晋级。”今年，高检院部署在全体检察干警中进行素质考试，便是对该意见的具体实施。建立、完善并切实执行这一制度，检察官的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改进。
三是十分重视法律教育工作。如同上面所说，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守法观念，无不与其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关，而法律知识浩瀚无穷，并且不断更新。因此，对司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需不断加强。尤其是从中国司法队伍现状看，更应扎扎实实地抓好这一工作。而且，教育的重点，应当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到以素质教育为主上来。浙江省检察院最近开始实施“‘一五三’人才培养工程”，是一项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每位有志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应当抱有对社会、对法律、对事实、对他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愤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清除不健康、不科学的执法思想，端正守法观念，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的司法工作者。
当然，增强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扎实有效地采取各种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就一定能造就出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注：
①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②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③焦洪昌《法治与财产权》，载1999年5月27日《法制日报》第7版。
④拉德布鲁赫（德）：《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⑤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系列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丁凌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⑥参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⑧⑨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6-108页。
⑩见《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曾繁正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⑾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128页。
⑿江礼华主编：《日本检察制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⒀⒅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257页。
⒁聚斌著：《反贪公告——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页。
⒂⒆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页。
⒃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⒄该资料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5月12日《蛋糕怎么分——与景汉朝关于“程序公正”的对话》。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国房〔2008〕37号
各有关单位：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配售和管理，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拟定了《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经市政府审批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二○○八年一月十八日
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配售和管理，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和《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07〕26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出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从事经济适用住房规划、计划、建设、配售、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市范围内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和管理工作，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对象、统一合同范本、统一价格标准、统一时间安排和统一产权管理的要求实施。
第五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计划、建设、配售、产权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会同市发改、公安、监察、民政、财政、劳动保障、建设、规划、人口计生、统计、地税、工商（物价）、建筑工务以及金融办、信息办、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履行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职责。
各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区经济适用住房的组织建设、申购资格复审、配售和管理等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受理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并进行初审。
第二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计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发改、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住房建设规划、住房保障规划，综合考虑我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以及规划期内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的总体需求状况，在全市住房保障规划中明确规划期内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供应、土地供应和资金安排。
第七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部门，根据全市住房保障规划的要求，安排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并纳入我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住房保障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
第八条 根据全市住房保障规划和经济适用住房需求情况，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发改、民政、财政、规划、建设、工商（物价）等部门以及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定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投资、配售计划，经市房屋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应充分考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合理安排区位布局。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应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实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推动节能、省地、节水、节材及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住宅产业化促进工作，提高住宅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
（一）财政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
（二）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回收的资金；
（三）财政借款；
（四）通过投融资方式改革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社会资金；
（五）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
（六）经市政府批准可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资金使用范围的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经政府批准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可以以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
第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房源归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由政府直接投资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二）由企业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三）在部分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上按一定比例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四）在旧城旧区旧村改造建设的住宅中配套建设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住房；
（五）利用符合规划调整原则的待建土地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六）政府收购的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使用标准的住房；
（七）各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设的，按规定纳入经济适用住房计划配售给本单位职工的住房；
（八）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十三条 在出让商品住宅用地上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在具体项目出让条件中，明确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并以合同方式约定。
第十四条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以两房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不得超过60平方米。
通过收购等方式筹集的经济适用住房，应当坚持小型、适用、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原则。
第十五条 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一律按"经济环保"原则进行一次装修。享受经济适用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未取得全部产权的情况下不得进行二次装修。
严禁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原有使用功能和内部结构。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有关住房质量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应在建设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三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定价与配售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确定，应遵循保本微利并兼顾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的原则，使经济适用住房与同地段、同类型的商品住房保持合理的差价，并与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相适应。
第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意见并经市物价部门审核，报市房屋委员会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本办法第十八条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为同一期工程开发住房的基准价格。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构成。开发成本中所包括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按市场地价的23%计算。企业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利润不得高于3%。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只能按成本价销售，不计利润。
单套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价格，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考虑位置、楼层和朝向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
第二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以已婚家庭或单亲家庭为基本申请单位。每个申请家庭应确定一名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共同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均具有本市户籍；
（二）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配偶、子女、父母等；
申请人已婚的，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必须作为共同申请人。投靠子女取得本市户籍的居民，只能作为共同申请人；
（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不拥有任何自有形式的住房和建房用地。自有形式的住房包括安居房（含准成本房、全成本房、社会微利房、全成本微利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住房，集资房，拆迁安置房，军产房，商品房，自建私房等；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市及户籍迁入本市前在国内其他城市未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未领取过未购房补差款；一定年限内未曾转让过自有形式的住房；
（五）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两年均低于本市低收入标准线；
（六）家庭总资产不超过一定限额；
（七）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十三条 随着住房保障水平的提高，对拥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符合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市住房保障部门可根据实际供求情况将其纳入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范围。
第二十四条 低收入标准线、家庭总资产限额、住房困难标准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民政、统计部门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商品房价格、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等因素测算确定，并适时调整。低收入家庭的资格认定按照市民政部门制定的具体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由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并按照规定如实提交申请材料。
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第二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受理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住房和建房用地等情况进行调查。
向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的，社区工作站应将审查通过的申请材料提交所属的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七条 申请材料经初审通过后，街道办事处应将申请家庭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并将申请材料上报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意见，由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审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区购租政策性住房情况，并会同区民政部门对低收入家庭的资格、重点优抚对象等情况进行核查。
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核查通过的申请材料上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市公安、民政、国土房产、劳动保障、地税以及金融办、信息办、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等职能部门的协助下，通过查档取证、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住房和建房用地等进行审核。
第三十条 申请家庭的相关信息经审核后，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媒体上予以公示，并由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申请家庭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的社区进行公示。
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向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意见，由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汇总上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进行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第三十一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予以轮候登记。
第三十二条 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在轮候期间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登记，对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取消其轮候资格，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三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全市当年的配售方案及申请家庭情况，将申请家庭分成不同队列、组别分别计分排队。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房源和计分排队情况，确定准入围家庭。
具备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重点优抚对象、中重度残疾人（一、二、三级）等特殊家庭，在计分排队时可适当加分。
第三十四条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准入围家庭轮候时间，对其申请条件进行复核。复核通过的，予以公示，并根据公示结果确定入围家庭。
对经公示、复核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取消其准入围资格，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说明。
第三十五条 入围家庭只能按照规定的标准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入围家庭按所在队列、组别排队的先后顺序，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与选房。
第三十六条 入围家庭选房后，依经济适用住房产权归属，与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开发建设企业签订购房合同。
第三十七条 除不可抗力外，入围家庭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视同放弃本次购房资格，本年度内不得再次申请经济适用住房：
（一）参加选房但拒绝选定住房的；
（二）已经选房但拒绝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
（三）已签订认购协议书，但拒绝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
（四）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放弃购房的；
（五）其他放弃购房资格的情况。
第三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交付使用后，买受人应当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办理权属登记时，房地产权属登记部门应当在登记证书上分别加注"经济适用住房"字样和建设用地性质等内容。
第三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配售方案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定，报市房屋委员会核准后公布施行。
第四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产权管理
第四十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满5年的，经济适用住房买受人享有有限产权，期间经济适用住房不得出租、出售、赠予、抵押。
第四十一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未满5年，因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经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核不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须退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
（一）已购买其他住房的；
（二）全部家庭成员户籍迁出本市的；
（三）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因以上事由退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其原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原产权单位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实现经济适用住房的闭路循环。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另行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
第四十二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的，买受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政府可优先回购；买受人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也可以取得完全产权。
全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与届时同地段、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差价的比例，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订，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买受人以市场价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后，不得再次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四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回购和上市出售的有关规定，应在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覆盖全市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发布制度，全面、及时、准确地发布经济适用住房供求信息，保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的公开、透明与高效。
第四十五条 市、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检查和日常监督，具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工作的业务培训、巡视和检查；
（二）对购买家庭入住、退出等情况进行登记管理；
（三）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利用、住房使用及修缮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将情况录入档案；
（四）对购房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变动情况进行核查；
（五）其他监管职责。
第四十六条 申请家庭对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审核结果、轮候结果、配售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相应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诉。
第四十七条 在申请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申报家庭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或者伪造有关证明等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经调查核实后，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予以警告，并载入个人诚信不良记录。
第四十八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责令其在3个月内退出已购住房，并按市场指导价计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退房之日止的租金；拒绝退出已购住房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原产权单位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的；
（二）擅自对经济适用住房进行二次装修，或改变其原有使用功能、内部结构，在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
（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未满5年，擅自将经济适用住房用于出售、出租、赠予、抵押的。
有上述行为的家庭成员，将载入个人诚信不良记录，5年内不得申请住房保障。
第四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擅自向未取得购房资格的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的，须在1个月内收回已售住房；不能收回的，由该开发建设企业补缴同地段、同类型经济适用住房与商品房差价款。拒绝收回已售住房或补缴差价款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擅自提高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及价外收费的，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请市物价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对为申请家庭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一条 从事经济适用住房组织建设、资格审查、配售管理的有关单位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仍按原有规定执行，此前已审批但尚未开工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凡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按本办法做相应调整。本办法施行后，尚未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苗 勇
司法人员自己首先必须守法，应当是守法的模范。这个道理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熟知并非真知”，不少司法人员并未深刻、全面理解其内涵，他们的守法观念是十分片面 的。他们仅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角度来理解守法观念，认为在公务活动之外，应当遵纪守法。如果说与普通老百姓有区别的话，也只是要求更严更高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司法本身，就有一个守法问题，片面地认为，司法就是执法，这里只有严格执法与否的问题，而没有守法与否的问题。很显然，一个司法人员这样理解守法观念，是远为不够的。我们一再讲，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从本质意义上说，严格执法就是要求在办案中，严格遵守实体法、程序法，这就是个守法问题，而且就司法人员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守法内容。因此我们说，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更要紧的，还必须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诚哉是言也！
一些司法人员的片面守法观念，无不是与他们的法治意识不强分不开的。他们总以为，法是“对付”老百姓的，是治理社会的，而不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约束。例如，他们总以为，刑法是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是镇压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实，这种思想是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何谓法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①“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②“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③就部门法而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的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刑法不仅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④作者大量引用中外学者的观点，无外乎在于着重说明法治的根本在吏治。对照之下，我们有一些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与当代法治观念，差距何其远矣。
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为什么会不强呢？这里既有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专制思想的影响，又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忽视法制建设的结果，还与现在不少司法人员法律素养较差是分不开的。
首先，专制的法律思想并未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早在我国夏商时期形成的神权论就认为“法应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法律是对被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和镇压工具”，这种法律思想“一直顽固地盘距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影响和决定着古代法制的基本面貌。”例如，在《尚书·酒诰》中规定，为了防止人民聚集“闹事”，凡群聚饮酒者一律判处死刑。⑤刑法赤裸裸地表明着自己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又如，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法经》，把锋芒主要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谓盗，即危害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所谓“贼”，即危害封建统治和人身安全的行为。把《盗》、《贼》两篇放在诸篇之首，表明镇压盗贼，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⑥可见，在古代中国，无论从法律思想还是司法实践，都是把法看作是治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再加上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曲折磨难，专制的法律思想，就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散发着臭气，必然会影响着人们，当然也包括司法人员。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深刻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⑦当我们看到一些司法人员自以为是地拿着法律恐吓老百姓时，我们不就闻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用法驭民的臭味了吗？！
其次，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推行人治，现代法治意识根本无从产生。建国以后，由于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一再犯“左”倾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常发动群众搞运动，以致在反右斗争后形成了“以党代法”的局面。195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在会后由中共中共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给予纠正。这个报告公开、正式提出了以党代法的问题。⑧到了“文革”十年，法律被彻底践踏了。“革命派”停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踢开政府闹革命，建立了非法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合法的政权机关；砸烂公检法。由于没有法制的保障，公民权利遭到严重侵害。上至国家主席、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被批斗挨整，失去任何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被抄家、非法囚禁，甚至被毒打致死。据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包括受牵连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⑨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冤案。当刘少奇被红卫兵迫害时，这位泱泱大国堂堂的国家主席，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的神圣尊严的，召来的则是更多的吼叫、侮辱，最后竟被折磨而死。⑩至尊至严的宪法没有了，法治还能存在吗？张春桥赤裸裸地说过：“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⑾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带来惨重的损失；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愚昧的年代给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戕害。如果说，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就进行重点转移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的国力将强大得多；那么，我们在建国后就注重法制建设，公民的法治意识将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性的。但残酷的历史，使人感到痛心，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再次，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素质较差。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应当是自发的，而应该是自觉的。这种自觉的法律意识，不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也不是靠一般号召能取得的，而是要经过一番刻苦学习的。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具有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科学法理学、部门法学及科学政治学知识的司法人员，要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段的理论，但无产阶级本身不能自发产生这一科学理论，而要靠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样，法治意识，也不是社会主义司法人员能自发产生的，而是有一个系统受教育的培养过程。关于过一点，西方司法人才的培养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日本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是不能直接进入检察官行列的，欲成为一名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两万多人报考，而仅有五百余名被录取，录取率仅百分之二。而后再进入司法研修所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业：前四个月主要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同时在教官的指导下，各自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志愿择定自己研修的专业；待专业确定后，便到各级法院、检察厅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十六个月的司法实习。其中到法院实习八个月，到检察厅实习四个月，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四个月；余下四个月，则是回到司法研修所进行实习总结和参加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检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员法治意识是很强的。⑿再来看我国司法人员，法理学博士卓泽渊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低的问题特别突出。执法人员本应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大打折扣。仅是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担忧。许多执法人员仅仅是初中毕业生，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尽管从事了执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提高。现有执法人员的来源，多为工作调入、军官转业和社会招干。不仅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法律知识也严重缺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能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执法道德、执法公正和执法良心的培养......如此下去,法治将难以实理。”⒀卓泽渊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司法人员通过各种培训，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是远为不够的。缺乏先进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的结果，认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这种判断不仅有上述依据，而且政界也如此认为。2000年3月14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审议高检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认为：“检察机关正在形成尊权的办案理念。”这则报导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检察机关尊权的办案理念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二是这种观点得到了高检院机关报的首肯。
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健全的守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严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谈·内部版》以“权威人士”抨击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该文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很严重。极少数害群之马，贪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损害了政法队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据对30个高级法院1至8月统计，地方各级法院清退各种多收费827万元，清理赞助费5867万元；177个领导班子在清理整顿中被调整；检查纠正了一批存在问题的案子，各级法院共自查、复查出属于实体性错误的14993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各级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报告中说：教育整顿中，全国各级检察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37人，现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认真开展组织整顿和人员清理，已清理出受过刑事追究、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其他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1644人，已依照《检察官法》予以辞退、调离、免除职务以及作离岗培训处理的1153人；已复查各类刑事案件495467件，发现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或该立不立、不该立却立案的，错误逮捕的，该起诉不起诉、该抗诉未抗诉的以及程序严重违法等错案和处理不当的案件1454件，现已纠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执法违法现象，仅是在教育整顿中暴露出来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观存在着。
从司法实践中看，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较为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特权思想尚有市场。以为执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法压人，以势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风，横行霸道。本文举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时许，有人冒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之子给该局总机打电话，说何士宽儿子在莲花池酒醉，让车去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报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电话者。经查，将仍在打电话的市大庆路汽车修配厂临时工徐小军当场抓获。徐承认自己以前给何士宽办公室和家中打过一次欺骗性电话，愿接受公安机关处罚。何士宽在没有查实依据的情况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轮番毒打和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后编造出是受该市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市第七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申丰棋“指使”。何亲自传唤了申丰棋。申被办案人员非法关押刑讯17天，被毒打致伤，送医院治疗无效死亡。刑讯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遗言全部翻供。期间，何听过于列海等人多次汇报；申妻被传唤拘禁6天；申内弟郭庆军被传唤拘禁11天；申邻居、市七中学生韦龙山被传唤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伤。⒁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在这些司法人员身上，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
二、生造证据，硬套法律。中华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即制定成文法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法学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活动也就是根据“事实”的“找法”的过程。“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⒂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成了谬误。某些司法人员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硬要处理某个人，明知法律难以对行为人行为进行调整，还是牵强附会，千方百计去搜罗“罪证”，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紧箍圈去套当事人。法律变成了这些人手中的灵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堪以为戒——对武威’92 11.8 错案的调查》一文，披露了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办案酿成错案的事实。一些公安人员为了侦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抢、值班员唐某某被杀案，竟不进行过细侦查，主观想象、大动干戈，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迫使无辜者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一致”供认，使前二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缓。幸亏后来真凶在广西桂林落网而真相大白。该文深刻指出:“‘11.8’错案暴露出的问题很典型性，值得认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该办成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少点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点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嫌疑对象）负责的观念；少一点主观臆断，多一点刑侦科学知识；少一点执法犯法，多一点依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只顾面子，互相迁就，多一些认真负责，互相制约，错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本来不构成犯罪，而硬是寻找刑律来惩罚之，也不为鲜见。据《法制日报》1998年1月15日第3版《无罪遭羁押，损失当赔偿》一文报导，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马某“一脚踢”承包了莱芜市钢城区企业集团汽车运输公司配件站。马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利用加价开发票和销货后不开发票，共得人民币67323.61元。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两次共发给本站六名职工每人7000元，个人所得25326元。当地检察机关以贪污罪立案侦查，对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1月1日，钢城区检察院又以同一事实以侵占罪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承包合同纠纷，撤销原判决，宣告马某无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将马某释放。本案虽然显属经济纠纷，但一些司法人员也要想方设法非用刑法来“整垮”马某不可。说重一点，法律在此时，简直成了玩偶。
三、重实体轻程序。这是一个司法界一致公认而又始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了。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一再出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守法观念片面。总以为只要在实体权利上不侵害当事人，得到正确处理，程序上的规则能执行则执行，不能照办的，就抛到脑后，无所谓。如果说，随着实体法的完善，司法人员保障人权的观念有所加强，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刑诉法作了重大修改。他们没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制约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例如我们常可听到有的办案人员说：“刑诉法给了我们很多侦查手段，是我们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话实在差矣。制定刑诉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使其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使职权。因为如果没有刑诉法的约束，我们惩治犯罪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吗，不是更有效率吗。刑诉法学者指出：“从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出发，诉讼手段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制。这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为防止诉讼主体背离既定程序而专断独行、恣意妄为，还将既定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视为不可逾越的界限。”⒃因此，程序法不仅仅是为了实体法而存在的，它有其独立的价值。由于一些司法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办案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在新闻媒体中时常可见。关于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下的数字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998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属于超审限、管辖不当等程序性问题的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⒄程序性错案占了绝大部分，不能不令人对司法人员轻程序的现状堪忧。无怪乎有的学者批评到：“轻程序法是中国历史的积弊，是中国现实的通病，是中国法治的障碍和大敌。”⒅司法人员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深刻反省，真正认识到：“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国最高法院原首席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语）。
四、法外行为。对公民而言，“凡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许可的”；而对司法人员来说，“凡未经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司法人员、党政领导出于“善良”的愿望，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目的，大量做些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变相的刑罚。如公捕大会（高检院早在1983年就予以反对，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捕”问题的意见》），将一些犯罪嫌疑人集中起来（不管是否过了刑事拘留的羁押期限），在众目睽睽下执行逮捕。又如公判大会，召集成千上万人，党政领导不是审判人员，却在台上唱主角，而审判长在一旁念刑事判决书。还有公开处理大会，将受刑事、治安处罚的人亮丑。有的甚至仍然在做游街示众的行为。这些极不文明的做法（既不利于教育被处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众情感的亵渎：警戒他们、不信任他们），哪部法规定了呢？还不是“用法治民”的专制思想在作祟。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就说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⒆种种法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违法现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载入国家大法之中，被党和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否则，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要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作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上把好关，即要把好进人关，疏通出口关。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绝对做不了医生。但没有法律知识的人，却可以做司法工作。这实在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谁都知道，医生没有医术，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会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但人们却不知道，司法人员乃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缺乏法律知识这一“医术”，也很难治好社会之“病”，甚至会危害社会。所以培根说：“一次枉法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是水源。”我们应当象重视医生这个职业一样，重视司法人员的遴选。我们再也不能把司法机关作为安排一些干部的就业途径。如果仍象过去那样，无论有否法律专业知识，只要是国家干部，都可以进司法机关，那么，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就不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官法》和《法官法》及时作了修改，提高了任检察官和法官的条件，尤其是对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实施统一司法考试。今后应当做到：尽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如何之好，凡是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一律不准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同时，对一些确实不符合条件，不适宜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坚决地调离司法机关。只有这样完善用人机制，才能为确保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供客观保障，才能使司法人员具有健全的守法观念。
二是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对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论及司法工作，进行定期考试、考核。经考试、考核不称职的，应当下岗培训。经培训不合格的，一律辞退。以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司法人员增强法治意识。作者在1999年1月2日《法制日报》第6版上看到一报导《法律考试不合格者，罢官——新泰市依法免除6名审判员职务》，讲的是山东省新泰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9月，对295名“一府两院”被任命人员进行法律考试，有6名审判员考试不合格，随后即被市人大常委会免除职务。作者对此举措，深以为然。对考试考核问题，现已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自2000年起每五年逐级对检察干警进行一次任职资格考试考核，合格者方能继续从事检察工作。检察官晋升、助理检察员拟任检察员，应当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的进行考核，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决定是否予以晋职晋级。”今年，高检院部署在全体检察干警中进行素质考试，便是对该意见的具体实施。建立、完善并切实执行这一制度，检察官的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改进。
三是十分重视法律教育工作。如同上面所说，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守法观念，无不与其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关，而法律知识浩瀚无穷，并且不断更新。因此，对司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需不断加强。尤其是从中国司法队伍现状看，更应扎扎实实地抓好这一工作。而且，教育的重点，应当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到以素质教育为主上来。浙江省检察院最近开始实施“‘一五三’人才培养工程”，是一项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每位有志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应当抱有对社会、对法律、对事实、对他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愤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清除不健康、不科学的执法思想，端正守法观念，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的司法工作者。
当然，增强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扎实有效地采取各种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就一定能造就出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注：
①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②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③焦洪昌《法治与财产权》，载1999年5月27日《法制日报》第7版。
④拉德布鲁赫（德）：《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⑤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系列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丁凌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⑥参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⑧⑨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6-108页。
⑩见《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曾繁正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⑾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128页。
⑿江礼华主编：《日本检察制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⒀⒅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257页。
⒁聚斌著：《反贪公告——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页。
⒂⒆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页。
⒃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⒄该资料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5月12日《蛋糕怎么分——与景汉朝关于“程序公正”的对话》。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国房〔2008〕37号
各有关单位：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配售和管理，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拟定了《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经市政府审批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二○○八年一月十八日
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配售和管理，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和《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07〕26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出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从事经济适用住房规划、计划、建设、配售、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市范围内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和管理工作，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对象、统一合同范本、统一价格标准、统一时间安排和统一产权管理的要求实施。
第五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计划、建设、配售、产权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会同市发改、公安、监察、民政、财政、劳动保障、建设、规划、人口计生、统计、地税、工商（物价）、建筑工务以及金融办、信息办、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履行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职责。
各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区经济适用住房的组织建设、申购资格复审、配售和管理等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受理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并进行初审。
第二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计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发改、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住房建设规划、住房保障规划，综合考虑我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以及规划期内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的总体需求状况，在全市住房保障规划中明确规划期内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供应、土地供应和资金安排。
第七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部门，根据全市住房保障规划的要求，安排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并纳入我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住房保障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
第八条 根据全市住房保障规划和经济适用住房需求情况，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发改、民政、财政、规划、建设、工商（物价）等部门以及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定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投资、配售计划，经市房屋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应充分考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合理安排区位布局。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应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实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推动节能、省地、节水、节材及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住宅产业化促进工作，提高住宅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
（一）财政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
（二）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回收的资金；
（三）财政借款；
（四）通过投融资方式改革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社会资金；
（五）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
（六）经市政府批准可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资金使用范围的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经政府批准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可以以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
第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房源归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由政府直接投资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二）由企业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三）在部分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上按一定比例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四）在旧城旧区旧村改造建设的住宅中配套建设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住房；
（五）利用符合规划调整原则的待建土地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
（六）政府收购的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使用标准的住房；
（七）各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设的，按规定纳入经济适用住房计划配售给本单位职工的住房；
（八）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十三条 在出让商品住宅用地上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在具体项目出让条件中，明确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并以合同方式约定。
第十四条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以两房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不得超过60平方米。
通过收购等方式筹集的经济适用住房，应当坚持小型、适用、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原则。
第十五条 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一律按"经济环保"原则进行一次装修。享受经济适用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未取得全部产权的情况下不得进行二次装修。
严禁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原有使用功能和内部结构。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有关住房质量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应在建设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三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定价与配售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确定，应遵循保本微利并兼顾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的原则，使经济适用住房与同地段、同类型的商品住房保持合理的差价，并与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相适应。
第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意见并经市物价部门审核，报市房屋委员会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本办法第十八条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为同一期工程开发住房的基准价格。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构成。开发成本中所包括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按市场地价的23%计算。企业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利润不得高于3%。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只能按成本价销售，不计利润。
单套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价格，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考虑位置、楼层和朝向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
第二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以已婚家庭或单亲家庭为基本申请单位。每个申请家庭应确定一名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共同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均具有本市户籍；
（二）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配偶、子女、父母等；
申请人已婚的，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必须作为共同申请人。投靠子女取得本市户籍的居民，只能作为共同申请人；
（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不拥有任何自有形式的住房和建房用地。自有形式的住房包括安居房（含准成本房、全成本房、社会微利房、全成本微利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住房，集资房，拆迁安置房，军产房，商品房，自建私房等；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市及户籍迁入本市前在国内其他城市未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未领取过未购房补差款；一定年限内未曾转让过自有形式的住房；
（五）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两年均低于本市低收入标准线；
（六）家庭总资产不超过一定限额；
（七）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十三条 随着住房保障水平的提高，对拥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市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符合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市住房保障部门可根据实际供求情况将其纳入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范围。
第二十四条 低收入标准线、家庭总资产限额、住房困难标准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市民政、统计部门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商品房价格、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等因素测算确定，并适时调整。低收入家庭的资格认定按照市民政部门制定的具体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由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并按照规定如实提交申请材料。
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第二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站受理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住房和建房用地等情况进行调查。
向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的，社区工作站应将审查通过的申请材料提交所属的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七条 申请材料经初审通过后，街道办事处应将申请家庭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并将申请材料上报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意见，由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审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区购租政策性住房情况，并会同区民政部门对低收入家庭的资格、重点优抚对象等情况进行核查。
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核查通过的申请材料上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市公安、民政、国土房产、劳动保障、地税以及金融办、信息办、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等职能部门的协助下，通过查档取证、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住房和建房用地等进行审核。
第三十条 申请家庭的相关信息经审核后，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媒体上予以公示，并由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申请家庭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的社区进行公示。
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向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意见，由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汇总上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进行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第三十一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予以轮候登记。
第三十二条 申请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在轮候期间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登记，对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取消其轮候资格，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三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全市当年的配售方案及申请家庭情况，将申请家庭分成不同队列、组别分别计分排队。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房源和计分排队情况，确定准入围家庭。
具备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重点优抚对象、中重度残疾人（一、二、三级）等特殊家庭，在计分排队时可适当加分。
第三十四条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准入围家庭轮候时间，对其申请条件进行复核。复核通过的，予以公示，并根据公示结果确定入围家庭。
对经公示、复核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取消其准入围资格，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说明。
第三十五条 入围家庭只能按照规定的标准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入围家庭按所在队列、组别排队的先后顺序，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与选房。
第三十六条 入围家庭选房后，依经济适用住房产权归属，与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开发建设企业签订购房合同。
第三十七条 除不可抗力外，入围家庭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视同放弃本次购房资格，本年度内不得再次申请经济适用住房：
（一）参加选房但拒绝选定住房的；
（二）已经选房但拒绝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
（三）已签订认购协议书，但拒绝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
（四）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放弃购房的；
（五）其他放弃购房资格的情况。
第三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交付使用后，买受人应当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办理权属登记时，房地产权属登记部门应当在登记证书上分别加注"经济适用住房"字样和建设用地性质等内容。
第三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配售方案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定，报市房屋委员会核准后公布施行。
第四章 经济适用住房的产权管理
第四十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满5年的，经济适用住房买受人享有有限产权，期间经济适用住房不得出租、出售、赠予、抵押。
第四十一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未满5年，因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经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核不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的，须退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
（一）已购买其他住房的；
（二）全部家庭成员户籍迁出本市的；
（三）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因以上事由退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其原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原产权单位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实现经济适用住房的闭路循环。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另行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
第四十二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的，买受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政府可优先回购；买受人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也可以取得完全产权。
全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与届时同地段、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差价的比例，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拟订，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买受人以市场价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后，不得再次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四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回购和上市出售的有关规定，应在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覆盖全市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发布制度，全面、及时、准确地发布经济适用住房供求信息，保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的公开、透明与高效。
第四十五条 市、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检查和日常监督，具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工作的业务培训、巡视和检查；
（二）对购买家庭入住、退出等情况进行登记管理；
（三）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利用、住房使用及修缮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将情况录入档案；
（四）对购房家庭的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变动情况进行核查；
（五）其他监管职责。
第四十六条 申请家庭对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审核结果、轮候结果、配售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相应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诉。
第四十七条 在申请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申报家庭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或者伪造有关证明等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经调查核实后，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予以警告，并载入个人诚信不良记录。
第四十八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应责令其在3个月内退出已购住房，并按市场指导价计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退房之日止的租金；拒绝退出已购住房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原产权单位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户籍、人口、收入、资产及住房等情况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的；
（二）擅自对经济适用住房进行二次装修，或改变其原有使用功能、内部结构，在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
（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未满5年，擅自将经济适用住房用于出售、出租、赠予、抵押的。
有上述行为的家庭成员，将载入个人诚信不良记录，5年内不得申请住房保障。
第四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擅自向未取得购房资格的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的，须在1个月内收回已售住房；不能收回的，由该开发建设企业补缴同地段、同类型经济适用住房与商品房差价款。拒绝收回已售住房或补缴差价款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擅自提高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及价外收费的，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请市物价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对为申请家庭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一条 从事经济适用住房组织建设、资格审查、配售管理的有关单位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仍按原有规定执行，此前已审批但尚未开工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凡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按本办法做相应调整。本办法施行后，尚未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