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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特征

（一）涉及范围广。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多涉及土地、山林、房屋、规划、道路交通等领域，涉及责任认定、行政许可、行政裁决与权属确认等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是交叉的重点领域。

（二）交叉情况复杂。1、由于调整范围导致的交叉。行政权与司法权对民事纠纷调整范围产生交叉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直接调整了民事纠纷，成为某些民事权利取得或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2、由于诉讼证据导致的交叉。民事诉讼争议标的解决以解决某个行政问题为前提，该前提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直接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它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或判决的结果。3、由于案件事实导致的交叉。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行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后，因该行政违法行为给民事主体造成的民事权益损害而引起的赔偿纠纷。此类案件可能系民事诉讼中的附属行政问题，也可能是行政诉讼中的附属民事问题。

二、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类型

目前，对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类型多按照在其案件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可分为四类：

（一）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案件。

这类案件多出现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争议处于主导地位，民事争议的解决以行政争议的解决为前提，在案件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存在着内在的交叉性。

（二）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案件。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一般因民事行为引起，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民事争议案件，但是行政行为的介入使得民事争议变得复杂。

（三）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案件。

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也可以同时提起，争议之间相互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另一案的处理，法院可以完全分开审理，分开审理时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应相互参照，避免冲突和重复处理。

（四）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案件。

这类案件中行政争议的本身就包含着对民事争议的处理，对行政争议的处理必然地涉及民事争议，反之亦然，二者不能割裂开来。

三、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

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首次确认行政案件由人民法院受理[1]，其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1986年制定、1987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早期行政法上的很多问题规定在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行政法性质的诉讼也依照民事诉讼来解决，没有单独的行政诉讼，当然不存在民、行案件审理上的交叉。直至1989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有了专门的程序法规定，各级法院陆续设置了行政审判庭专门审理行政争议案件。我国才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性的、正式的“行政诉讼”，也才逐步出现了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上的交叉问题。

但是，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法官本身对法律的理解、认识的不同，在民、行交叉的案件审理问题上，到底是“先行后民”、“先民后行”还是“行政附带民事”等做法不一。如建设部门批准甲建房，相邻人乙认为甲建房影响其通风、采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机关—-建设部门对甲的建房批准许可。办案法官认为：是否影响通风、采光，是《民法通则》规定的相邻关系的范畴，应由民事诉讼首先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考虑建设部门的批准许可是否合法有效，所以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告知乙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办理该民事案件的法官认为：建设部门已批准甲建房，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审查政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中止了民事案件的审理，等待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一案例也充分体现了民行交叉案件究竟是分别进行还是合并进行，也是理论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也成了法院内部争议、需要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了两种理论模式，即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单独进行模式与附带审理模式，其中后者又包括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两种情形。审判实践中则存在直接证明说、中止后另诉说、并案审查说、一并处理说等多种做法。[2]我们认为，针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模式，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立法本意，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灵活适用法律予以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先民事后行政。在行政诉讼中遇到民事纠纷影响行政判决时应中止诉讼。例如在行政主体确权的行政行为中，有的不是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如颁发证书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行政机关颁发证书，主要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基本权利证明。只有在当事人权属确定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即办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应先解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视民事审理结果再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这样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对最终解决纠纷，减少诉讼都是有利的。

（2）先行政后民事。由于行政行为具有代表国家、单方意志、效力先定[3]、诉讼不停止执行等特点，且受“先刑后民”原则的影响，出现了“先行后民”的认识和做法。先行政后民事的方式对民事争议的解决要根据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的案件，即行政争议决定到民事判决的结果时，一般应中止民事诉讼。因为行政诉讼中能否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正确的裁决，直接影响民事诉讼的处理。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不考虑相关的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判的裁决结果就可能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撤销，即具有法定效力，民事审判无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只能假定为合法有效，造成法院的两份裁决文书自相矛盾，引起当事人对法官或法院的误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平原省司法改革会议贯彻情况的通报

1952年11月7日，最高法院、司法部

全国专区以上司法机关：
很多地区，尤其许多老区，认为司法改革“没有改头”，对县级法院的改革更不重视；但平原省司法改革委员会关于该省司法改革会议贯彻情况的报告，说明了老区及县级的情况是严重的，“无啥可改”的麻痹思想是错误的，特发全国各专区以上司法机关参考。

附：平原省司法改革委员会司法改革会议贯彻情况报告
我省于9月8日至11日召开了4天的司法改革会议，各专、市与会干部返回后，均向当地党、政领导进行了传达，一般已引起了重视，并专门进行了研究，分别制定了贯彻计划。各分院已先后于9月18日至22日之间召开了有分院、县院审判员、书记员以上的干部以及专、县级检察、公安、监察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的规模较大的司改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一般的都经过党、政领导干部的动员启发，发动干部，酝酿讨论，领会精神联系自己，普遍检查、互相揭发，典型批判等步骤，提高了阶级觉悟，初步划清了新、旧法的界限并结合本地情况，拟定了具体计划，因此，大部分地区的会议开的是比较成功的，提高了到会干部的思想，较好的领会了思想改造与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为司改运动的健康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从总的情况看，以新乡、安阳、湖西、濮阳四个专区较好，安阳市较差。
从各地的会议中看，干部在开始时，大体存有以下几种思想：（一）麻木不仁，不能从本质上去看旧法人员，认为工作不错，或觉得经过三反、三交、整党等运动，有问题都已交待了，再也没有什么改头。（二）推拖抵触，抱着挨整的情绪。认为作司法工作是在刀刃上，平常不领导，有了问题就来整，一次一次的运动，“不犁着也得耙着”，要求“换班”。（三）旧法观点浓厚，有贪赃枉法问题的顾虑法办、开除。如获嘉县院长胡佩久曾纵放三个反革命分子，因而怕丢人、怕开除，怕开除后老婆要离婚，曾考虑死在获嘉县还是死在老家的问题。（四）整人不整已，认为自己没学过旧法，司改主要是反旧司法人员。检察、公安、监察干部抱着整司法干部的态度。（五）新转来到司法部门的干部以及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主要是参加运动学本事。以上情况，在贯彻较好的地区，都注意了事前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并紧紧抓着对敌人是否痛恨，对人民是否热爱的根本立场联系具体条件，从思想观点、作风、制度上加以启发和批判。在讨论中，并强调了小组长带头检查，通过典型分析，普遍暴露，反复阐明政策，解除顾虑，一方面扭转了以上各种错误态度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仅根据新乡、安阳两专区会议上不完全统计，就交代出问题382件。从这些问题的错误性质及原因上看：（一）贪赃枉法包庇放纵反革命的71件，如武陟县院长马士纯接受反革命分子送的毛衣，给扣押在西安法院的一个会道门头子秦润贤写证明，结果释放。还有的接受贿赂，叫犯人家属随便入监探望或减低刑期，提前释放。其他以敌为友，敌我不分，强调时效，重罪轻判或叫反革命分子代写判决，写镇反总结，甚至使其传案而放跑了反革命的事情也不乏其例。（二）坐堂问案主观臆断的32件，如■县法院仅凭一面之词，即将老实农民薛法孟加以包庇窝藏反革命罪名逮捕拘押，既不调查，又无证据，单纯问案又无口供，即主观认定判罪5年，送监执行1年，分院带卷下乡复检始获更正。（三）违法乱纪违反政策的78件，虐待打骂犯人带背铐等现象都很严重。（四）维护封建制度，漠视妇女子女利益的11件，如虐杀了妇女不判死刑，强调“非预谋杀人”、“激于义愤”，为罪犯开脱罪责，藉口“习俗”歪曲政策。湖西8个月来，即发生妇女自杀案98起，多未追究，对妇女离婚带产不予支持，绝产出卖，必须经本族同意，甚至有的为照顾子嗣竟不考虑子女抚养问题，将未生下的小孩却判给男方。（五）不关心群众疾苦，强调手续，推事拖延者111件，如武陟县民事审判员王世有曾因不负责任连续造成三起当事人的死亡事件。该县三区军属张秋香（女）因土改分到财产为反动分子倒算，区里不管，告到县里，王又推到区里，致使当事人悲观失望，结果带着2个小孩投井自杀。其他无诉状不理，无区村介绍信不理，或理而不办的事件也相当多，甚至有的拖延3年不加处理，群众反映“打国民党的官司得钱多，打共产党的官司得寿长”。（六）其他贪污，受贿、吸食毒品、腐化搞女人，作威作福、欺压敲诈群众的尚有74件。如有的贪污犯人的财物，吃当事人的请，接受当事人的礼物，有的包庇毒犯而又吸食毒品，有的搞离婚当事人或女犯人，有的更任意威吓、欺压群众，林县法院一个审判员，群众闻其在家即不敢前往告状，并呼之为“黑眼皮”、“日本鬼子”，其作风恶劣可见一斑。这些问题在各个地区都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且是相当严重的。
经过这样的揭发和暴露，收效是显著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感觉“受了一次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从而具体的认识了司法改革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造成，不仅由于旧法人员的旧法观点与国民党作风，而在新老干部中也是严重存在的，特别是思想不纯更是普遍大量的。旧思想、旧作风是旧法的基础，司法工作又是政治性最强的工作，必须彻底改造思想，方能很好的掌握人民的刀把子。因而，通过这些问题的揭发，进一步领会了思想改造与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方针，并进一步明确了只有从思想改造入手，方能达到彻底纯洁组织，纯洁思想，改进司法工作之目的。由此也就克服了麻痹思想，打破了没有整顿和单纯挨整的思想，检察、公安、监察干部也感到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在本身和本部门也是不同程度存在的，扭转了整人不整己的态度，新参加工作同志也觉得刚工作就遇上了这次运动是一件大幸事，普遍反映阶级思想清亮了，政策、业务水平都有提高，懂得了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走群众路线处理问题。这样就给运动的下一步奠定了思想发动的基础。
1952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