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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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丹麦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　对全部所得或者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　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的税；
　　２．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３．　外国企业所得税；
　　４．　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　在丹麦王国：
　　１．　国家所得税；
　　２．　市政所得税；
　　３．　县政所得税；
　　４．　老年养老金捐助；
　　５．　海员税；
　　６．　特别所得税；
　　７．　教会税；
　　８．　股息税；
　　９．　对疾病每日基金捐助；
　　１０．　碳氢化合物税。
　　（以下简称“丹麦税收”）
　　四、　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定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　三　条　一般定义
　　一、　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　“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丹麦王国；
　　（二）　“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三）　“丹麦”一语是指丹麦王国，包括按照国际法已经标明或者按照丹麦法律以后可能标明的，为从事开发、勘探海底或其底土以及海底以上水域的自然资源和从事有关经济勘探和开发的其它活动，丹麦可以行使其主权权利的在其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该用语不包括法罗群岛和格陵兰；
　　（四）　“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五）　“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六）　“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七）　“国民”一语是指所有具有缔约国任何一方国籍的个人和所有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建立或者组织的法人，以及所有在税收上视同按照该缔约法律建立或者组织成法人的任何非法人团体；
　　（八）　“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实际管理机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九）　“主管当局”一语：
　　⒈　在中国：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
　　⒉　在丹麦：是指国内收入、海关和国内产销税大臣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　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关于本协定适用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　四　条　居　民
　　一、　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　由于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　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国家的居民；
　　（二）　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　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国的居民；
　　（四）　如果其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居民，或者不是任何一国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解决。
　　三、　由于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经营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的居民。然而，如果这个人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其经营的实际管理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其总机构，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确定该公司为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的居民。

　　第　五　条　常设机构
　　一、　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　“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　管理场所；
　　（二）　分支机构；
　　（三）　办事处；
　　（四）　工厂；
　　（五）　作业场所；
　　（六）　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　“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仅以连续超过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　为勘探或开采自然资源所使用的装置、钻井机或船只，仅以使用期三个月以上的为限；
　　（三）　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该国内为同一个项目或有关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四、　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　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　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　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　专为本款（一）项至（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具有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　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该代理人和该企业之间的交易表明不是根据正常条件进行的，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　六　条　不动产所得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　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　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　七　条　营业利润
　　一、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　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　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和一般行政费用，不任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常设机构向其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取得的专利或其它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所取得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　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项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　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规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　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　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　八　条　海运和空运
　　一、　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应仅在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　如果船运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船舶上，应以船舶母港所在缔约国为所在国；没有母港的，应以船舶经营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为所在国。
　　三、　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所取得的利润。

　　第　九　条　联属企业
　　一、　当：
　　（一）　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　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　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征税时，如果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　十　条　股　息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决定实行上述限制的方式。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　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分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　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　十　一　条　利　息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决定实行上述限制的方式。
　　三、　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在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其他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提供资金、担保或保险的，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　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
　　对延期支付所处的罚金，不应视为本条所指的利息。
　　五、　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　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任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　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　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　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个人独立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　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然而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　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交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　十　三　条　财产收益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独立劳务的固定基地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　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至第三款所述财产以外的财产取得的收益，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　该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　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　“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　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　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　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但。
　　三、　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受雇而取得的报酬，可以在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　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规属表演家或者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　虽有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
　　一、　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为政府服务的报酬和退休金
　　一、　（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　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　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２．　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　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　在开始前往缔约国另一方时是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个人，应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应缔约国另一方教育当局批准的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或科学研究机构的邀请，停留在缔约国另一方，主要是为了上述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对其上述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或科学研究机购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个人劳务所得，缔约国另一方应自其抵达之日起，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　如果该项研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其一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第一款给予的免税，不适用于该项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一条　学生、学徒和实习人员
　　一、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直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该国应对以下款项免予征税：
　　（一）　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国外收到的汇入款项；
　　（二）　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政府、慈善、科学、文化或教育机构取得的奖学金、赠款、补助金和奖金；
　　（三）　在该缔约国从事个人劳务的所得（企业学徒提供给其跟之学艺的人或合伙企业的劳务，或者实习生提供给向其提供培训的人员的劳务除外），在任何征税年度不超过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数额。
　　二、　第一款所述的免税，应仅持续到完成接受教育或培训所需的合理或通常的时间内。任何人从该项接受教育或培训开始超过五年的，不应享受第一款的优惠。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二、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的收款人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同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同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而发生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　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　中国居民从丹麦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丹麦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　从丹麦取得所得是丹麦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丹麦税收。
　　二、　在丹麦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　除适用（三）项的规定以外：
　　当丹麦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中国可以纳税时，丹麦应允许：
　　对该居民所纳的所得税予以扣除，数额等于其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
　　（二）　然而，这种扣除不应超过扣除前可以在中国征税的那部分所得所计算的那部分所得税数额。
　　（三）　当丹麦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应仅在中国征税时，丹麦可以将该项所得包括在计税基础中，但应允许扣除属于来源于中国的所得而缴纳的那部分所得税。
　　三、　在第二款和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的抵免中，下列中国税收应认为已经支付：
　　（一）　在第十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的股息的情况下，按百分之十的税率；
　　（二）　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的利息的情况下，按百分之十的税率；
　　（三）　在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情况下，按百分之二十的税率。
　　四、　在第二款所述的抵免中，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一语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以下规定给予免税、减税或者退税而可能缴纳的中国税收数额：
　　（一）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六条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三条的规定；
　　（二）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或
　　（三）　本协定签订之日后，中国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法律中采取的任何类似的特别鼓励措施，经缔约国双方同意的。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　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　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个人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　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　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各种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　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　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异议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缔约国双方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制欺诈、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人员或主管当局包括与其有关的裁决上诉的法院。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　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　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　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　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条　生　效
　　本协定应在缔约国双方完成使本协定生效所必须的各自法律程序后相互通知。本协定自最后一方的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其规定应有效于：
　　１．　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源泉扣缴的税收；
　　２．　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征收的其它有关税收。

　　第二十九条　终　止
　　本协定在缔约国一方终止以前应继续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后六个月以前的任何时间，通过外交途经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终止有效：
　　１．　对终止通知中指定的终止之日后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源泉扣缴的税收；
　　２．　在终止通知中指定的终止之日后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征收的其它有关税收。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丹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体具有同等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丹麦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田一农（签字）　　　　　　　　　阿纳·贝林（签字）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刘成江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各国模式
　　（一）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然而，在任何时期，国家的司法资源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将这些有限的资源用以满足某一价值，则对另一价值的保障程度可能受到削弱，以致于效率与公正在诉讼活动中经常会发生冲突，而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所以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该适当加快诉讼活动的进程，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毕竟诉讼低效不仅会使大量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地处理，造成案件的严重积压，而且往往会导致难以查明案件的真相，而通过简易程序的设立可以加速审判的进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另外，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损害的可能性增大，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以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丧失了人身自由，其财产乃至生命等实体权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还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对被害人来说诉讼拖延同样意味着不公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希望被告人及时地被定罪以及尽快得到物质和精神的赔偿，以弥补其所受到的伤害。可以说，刑事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因而符合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同时，我国的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促使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的司法途径，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上确立了简易程序的一审庭审制度。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和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己方利益，检察官一方和被告方律师或者被告人一方可以协商达成协议，由被告人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犯罪或者较所指控犯罪为轻的犯罪，或者与所指控犯罪相关联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或者不辩护也不认罪答辩，而由检察官向法官提议撤销其他指控，或者建议法官给被告人一项特定的判决，或者同意在被告人请求一项特定判决时不予以反对，或者同意一具体判决是对该案的恰当处理，法官不参与上述协商但可以接受协议，并按协议判决和处刑的简易程序。所谓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是指对于《美国法典》规定的轻罪、微罪案件以及此类案件的申诉案件，经被告人的书面同意，由司法官或者地区法院进行简单审理并立即裁判的简易程序。另外，象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可见，辩诉交易程序已被多数国家所认可，是一种大势所趋的简易程序。
　　2.德国的刑罚处罚令程序和简易程序
　　刑罚处罚令程序设立主要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以用来减轻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它是指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命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适用该程序的被指控人所涉嫌的犯罪行为必须是轻罪，即最高刑为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科处罚金刑的违法行为。而德国的简易程序是在由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如果案件情况简单或者证据清楚适宜立即审理的案件，检察院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申请以简易程序判决。该程序的开启具有快捷性，检察院在提出申请时，不需要经过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而直接或者在最短的期限内予以开庭；地方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的过程中，如果预计被指控人可能要判处剥夺自由至少六个月的时候，对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指控人要依法为其指定一名辩护人；适用简易程序，不允许判处剥夺自由一年以下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以及保安处分，准许剥夺驾驶权。目前，刑罚处罚令程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3.意大利的多元化简易程序
　　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包括六种：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程序、处罚令程序、调解。所谓简易审判程序，是经被告人请求，检察官同意，法官在初期侦查之后仅根据侦查案卷，而不进行庭审和法庭审理程序，直接对案件作出迅速的判决的程序。依照此程序，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刑期可减少三分之一，现在意大利简易程序适用于无期徒刑以下的所有刑事案件。所谓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该程序也被称为“意大利式辩诉交易程序”，即在审判开始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并请求法官按此论处。所谓快速审判程序，是指案件不经初步庭审程序，有时甚至不经初期侦查程序，而将由检察官直接将案件提交审判法官。所谓立即审判程序，是指对证据清楚的刑事案件，检察官在将被告人登记犯罪消息后的90日内，经预先询问被告人，检察官或者放弃参加初步庭审权利的被告人均可以要求法官立即审理并判决的简易程序。所谓处罚令程序，是指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依照检察官的请求，就公诉案件中检察官认为只应当适用财产刑的案件，或者替代监禁刑而科处财产刑的案件，无需经过侦查或者审判而直接发布处罚令的简易程序。所谓调解，是在告诉才追诉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在进行初期调查之前传唤告诉人和被告诉人到自己这里，以便查明告诉人是否准备撤销告诉且被告诉人是否接受撤诉，同时通知他们可以要求律师到场。目前来看，意大利的这种多元化的简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因为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的简易审判程序，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也使其与诉讼公正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是各国简易程序借鉴之典范。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概况
　　通过实践证明，各国简易程序的使用，不但解决了司法拖延和积案的问题，而且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使诉讼成本与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增设了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的轻微刑事案件。简言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分为刑事公诉案件的简易程序和刑事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的实际适用
　　对于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和操作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家机构共同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
　　首先，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开启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合意为前提。检察机关以书面方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主动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的，应当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并将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另外，检察机关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而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应当书面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在检察机关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后，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论程序怎样，都是出于检察院和法院的合意。对于自诉案件来说，法院在接受自诉人的起诉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简易程序的运用有了明确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复杂的共同犯罪案；2、被告人、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3、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这些例外情形的规定，无疑对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界限，以用来防止简易程序的滥用。
　　最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有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三）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关系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在现有刑事诉讼的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部分审理程序，加快审结案件的一种新的法庭审理方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都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做有罪答辩；而且庭审过程中都相对简化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证据的出示或宣读，证据的论证及认证等；另外，这两种程序的提起主体均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再者，这两种程序的设立均是为了在确保诉讼公正的同时，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但是，这两种程序从实质上看属于两种并存独立的程序，是有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界限的，所以两者适用的案件范围、庭审要求等都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在实践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往往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只是可能会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有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可以借鉴这两种程序的联系和区别，改革现存的普通程序简易审，以对简易程序起到辅助的作用。笔者下文将详细叙述此观点。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不足之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旨在确保诉讼效率的提高，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大量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得到迅速处理，防止司法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和不当使用带来的司法拖延。与此同时，简易程序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规定模糊不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都是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作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界限，而且这种刑罚还是以宣告刑而非法定刑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减刑情节，象是故意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等性质严重的犯罪，也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实际上这些犯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是难以被运用的，因为公诉机关认为这类犯罪主观恶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按普通程序严格把关，这种担心固然可以谅解，但是对于有些案件却会因为这种担心而浪费许多司法资源，这无疑是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是相悖的。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过于狭窄，事实上不仅仅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积案的发生，而我国简易程序规定的适用案件范围模糊不清，让人误认为只有轻微的刑事案件才能适用，所以应当明确其适用的范围。
　　（二）在简易程序的启动和转化上没能赋予被告人自愿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法院，并以检察院建议或同意为前提，而被告人作为与案件裁判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将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接受审判，却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和选择权，使之处于一种消极等待国家机关处理、被动承受国家专门机关定罪或科刑的客体地位。简易程序的书面化、间接化、快速化，也使得被告人很难进行较为充分的辩论，几乎不可能推翻检察机关的指控。因此，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所丧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诉讼权利，而且可能丧失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而长久以来，司法机关往往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与“被告人亦供认不讳”联系起来。事实上，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只是表明他对指控所持有的态度，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官和检察官手中。另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与简易程序的启动一样，被告人都没有选择权，只能听从法院，法院认为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五项条款后就主动转变，被告人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地位。
　　（三）公诉人不出庭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席简易审判，而在实践中，检察官通常都不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简易审判往往变成了裁判者“审判”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这种制度和实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在公诉人不出庭又移送全部卷宗的情况下，法官既要承担指控职责，又要审理案件，很难保证其中立地位，还会造成法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尴尬局面。这对确保审判的最低公正和被告人的公正待遇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公诉人不出庭即不能行使原有的指控和举证职责，辩方必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质证和辩论活动，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法庭审理的效果和说服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再说，公诉人不出庭就意味着法官处于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谁来对法官的审判进行法律监督呢？所以说，公诉人不参与简易审判是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法官担任两种互相矛盾的角色是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原则的，不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要求。
　　（四）被告人在简易审判过程中难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在我国，由于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十分狭小的范围，而这些则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一旦被告人因贫困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律师，而法院又决定采用简易程序审判，这时被告人就只能“单枪匹马”地面对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他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知晓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辩护，这显然又构成一个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因素。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从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立法来看，我国既非英美法系采用的辩诉交易模式，也非采用大陆法系的处刑命令程序模式，而是在原有的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可以省略的环节，以提高诉讼效率，但对于这一程序的整体运作并没有作出详细规定，所以可称其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简易程序。然而，在追求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平衡的今天，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暴露出许多问题，从以上的不足之处以及简易程序的国际发展趋势，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改革的建议，希望能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的审判效率。
　　（一）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认为判处此类刑罚的案件,通常是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设立简易程序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然而,这一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前文中所阐述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难以界定，适用案件过于狭窄等缺陷，所以应建议改革这一规定,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刑罚的轻重不能与案件的繁简划等号。刑罚的轻重，是在刑法学或犯罪学意义上对案件中被告人罪责的大小所作的评价；案件的繁简，是在诉讼法学、侦查学意义上对案情的分类，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也不否认案情简单的案件也是处刑较轻的案件，但是，有些性质恶劣的犯罪，如杀人、放火、强奸等也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一个案情简单的案件如一个人一次盗窃数百万元也有可能处于很重的刑罚。所以，应当适当提高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使其所有的案件都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真正提高诉讼效率。
　　其次，不以刑罚的轻重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人认罪，其辩护律师也做有罪辩护，对于案情、证据控辩双方没有意见，即使是一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几十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便审理完毕，庭审过程变成了履行法定程序的过程；控方指控什么，辩方就承认什么，法定从宽处罚和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控方早已先于辩方提出，控辩双方根本不存在交锋，也没有辩论的欲望。对于这样的案件，完全没有必要再受“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种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反而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基于以上的原因，应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以便节省司法资源，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基于我国目前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现状也应该增加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增加诉讼效益，及时体现公正。